（2）表明对战争问题的立场。

为此目的, 考虑到相应的义务, 法律、法令和裁决应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尤其包括:享受被保护的健康环境的权利。事实上, 这可谓环境问题倒逼环境治理。

因此, 正如约翰·巴里 (John Barry) 的绿色公民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 公民个体应该具备基于环境正义认知与情感的环境公民权意识, 通过提供某些强制性的可持续性公共服务来培育自己的环境公民意识及权利。由于环境权的受益权功能以国家给付义务为前提, 所以环境权的受益权功能的对象只能针对国家。21 参见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 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三民书局1998年版, 第283页、第290页。我国宪法上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 但综合现行宪法序言以及相关条款, 可以为环境权提供间接保护。其中, 环境条款写入1978年宪法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为核心概念的宪法环境观表达了宪法对国家、人与环境关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看法。宪法应提供足洽的规范依据, 民法与环境法应主动对接宪法条款, 民法与环境法应有效互动。[4]同时，一些基层法院也开始积极探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成为所在省份的标杆。

例如，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6年度上海行政审判白皮书》中，协同推进行政争议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就是其中的金点子之一。从人民法院单方面探索发布到行政机关积极响应直至主动配合，从营造良好司法环境到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直至锤炼依法行政能力，审判白皮书的实践见证了我国行政审判模式的时代转型。任何官方的白皮书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这是白皮书的生命力所在。即便可以将行政审判白皮书视为司法建议权制度化的重要创新、将司法建议从个案层次提升到年度报告层次，[1]其与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司法建议制度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很显然，批示型、表态型回应并非法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初衷。李劼：《上海第五次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俞正声批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载2008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第1版。

就其功能而言，行政审判白皮书既是人民法院展示自身工作、践行公开理念的载体，也是评价行政机关、助推依法行政的平台。[11]《行政诉讼法》颁行晚近十余年的实践则表明，这种以积极主动、开放灵活姿态回应社会变迁现实需求的回应型司法理念正在生成。后者是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一般是同级人民政府或政府法制机构)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依法行政工作推进会等形式联合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二)功能定位模糊 从运作实践上看，行政审判白皮书是一项典型的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制度尝试，表现出众多不同的功能诉求，可以被视为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司法映射。

到目前为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最高规范依据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内部通知。除了规定行政机关的回复义务之外，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建议落实情况也需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使这种回应互动的过程得以公开化，借助社会监督的压力提高府院良性互动的实际效果。参见黄洪连：《2016年度杭州行政复议及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载2017年7月25日《杭州日报》第1版。后者篇幅为7546字(不包括附属十大典型案例)，分为两级法院基本情况、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行政审判成效和存在问题及建议等四个部分。

在作为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制度三大构成要素——谁向谁报告、报告什么、如何报告上，审判白皮书实践运作还缺少必要的规范性。法律目的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整合性来自更有效率的法律制度设计。

例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7年7月24日联合发布2016年度行政复议白皮书及行政审判白皮书，进一步构建了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新时代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应当定位于府院互动载体。

[9]在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进入倒计时的新形势下，审判白皮书实践将步入发展快车道。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体责任者，行政机关对于一切有助于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建议，都需要给予应有重视。当事人不断申诉、上访的原因在于其最根本的争议纠纷没有得到解决，从而不断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可以说，行政机关的积极回应和整改落实，是行政审判白皮书的生命线所在。作为裁判之外的非正式机制，审判白皮书的推行，诠释了纠纷解决所具有的化解和消除冲突、实现合法权益和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法律或统治秩序的尊严与权威得以恢复、避免或减少同类冲突的重复出现的时代内涵。[28]目前对审判白皮书有限的回应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审判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现场作出接受性、感谢性表态。

[19]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解决行政争议明确列为行政复议制度的目的之一。自此以后，行政争议解决成为一项重要的行政审判政策，引领着行政审判制度的变革，直至最终写入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之中。

(一)依据之成文化 尽快实现行政审判白皮书规范依据的成文化，是补齐短板的首要任务。[24]刘史丹：《发布司法白皮书是稳步推行司法改革的有益探索》，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0期。

同时，建议白皮书采取图表形式直观反映案件审理情况，并附上若干典型行政案例。例如，安徽省亳州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在听取并审议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后，于2016年6月30日及时作出了《关于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决议》，对优化行政审判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诚如江必新大法官所言：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虽然职责分工不同，但在执行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加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行政争议，还可以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共同推进法治社会的建立。从审判白皮书实践发展和法理解读上看，其功能定位较为复杂：第一种定位是司法建议的升级版，即从个案式司法建议走向普适性的白皮书式司法建议。金民珍、徐婷姿：《回应型司法的理论与实践》，载2012年11月21日《人民法院报》第8版。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和回应，着眼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彰显出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关系的某种调适，理应将其纳入人大主导的框架之下。

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和行政应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27] (三)回应实效匮乏 作为人民法院主动延伸行政审判职能、立足行政案件审理解剖行政执法和行政应诉存在问题并提出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建议的创新举措，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绝非独角戏，而应该是擂台戏和协奏曲。

一方面，法院可以借助人大力量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增强延伸行政审判功能的底气。相比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诸多个案层面的微观司法建议而言，行政审判白皮书则更多具有整体性、宏观性、指导性的特点。

[26]孙森森：《司法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的路径建构》，载《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只有极少数法院直接将行政审判白皮书全文放在官方网站供公众参阅。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38号)下发之后，不断强化行政审判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成为指导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活动新的政策依据，体现司法服务功能和司法行政良性互动理念的行政审判白皮书自然备受青睐。在这一富有浓郁本土气息的商谈型权力关系的建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党委政府或妥协或倒逼或默认，构成了一幅策略性服从[16]的法院推进行政诉讼的特殊景观。为了保障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有效运作，应从依据成文化、定位精准化和回应公开化等方面进行努力，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体系。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专项文件应就三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是主体和对象。

法律依据匮乏导致的各行其是，已经成为困扰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展的最大瓶颈。[24]第三种定位是政治沟通的载体，即法院发布审判白皮书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12]就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活动而言，既展示了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不足，还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这对于促进司法透明、增进司法权威、提升司法能力具有一石三鸟的功效。行政机关在每年第三季度就行政审判白皮书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书面反馈。

《行政诉讼法》颁行十余年的实践，就是自治型司法理念生根开花的过程。鉴于《行政诉讼法》短期内不可能再行修订，审判白皮书依据的成文化还难以一蹴而就。